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时代特征)

视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细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军阀混战,武夫治国,帝制转型;政变,暗杀,学潮,工潮,政争……

1895—1928年,是中国由帝制向共和摸索的历史转折点,各路军阀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清末民初历史进程的重要政治力量。复杂的历史线索无形中阻挡了人们认识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脚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结合民国报人陶菊隐的亲身经历及其所掌握的丰富史料,复原了这一时代的历史细节,基于“当时人述当世史“的优势,客观、理性地为读者塑造出宏大的历史现场,铺展开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画卷。凭借深刻的洞察力和生动的文字表现力,陶菊隐先生将长达三十余年的军阀风云娓娓道来。既注重历史事件间的关联,又细腻刻画出人性与世态炎凉;既体现出严密的逻辑链条,又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时代特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 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摘:

第一章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

一、袁世凯的身世。吴长庆与袁家的世谊

清朝统治中国之初,即将其全部军队——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分驻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以防止中国多数民族汉人造反。这区区几十万军队,对地大人多的中国说来,不啻沧海之一粟,于是清朝统治者又增设了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兵。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时,这些安坐而食未经战阵的旗兵、绿营兵,几乎一触即溃,清政府才又急如星火地在各地招募兵勇,用以扑灭起义军,其中号称精锐之师为湘军、淮军、毅军等。等到革命风暴被镇压下去了,全国秩序恢复了,这些军队也都蹈了旗兵、绿营的覆辙,不训练,无纪律,吃空额,抽鸦片,扰民有余,守土不足,甲午战争时全线瓦解,原形毕露。清政府这才觉得再不训练出几支新式军队,将无法维持其统治地位。乃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开始了淘汰旧军、编练新军的工作。

清政府的建军工作,为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开辟了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

袁世凯,字慰亭,一八五九年生于河南项城县的一个大官僚地主的家庭。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子侄辈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等也都以“从军有功”,一个个爬上了高枝儿。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是“长房长子”,虽未从军挣得功名,却也在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平时鱼肉乡民,作威作福,不失为地方上一霸。

袁世凯排行第四,他的叔父袁保庆没有生过儿子,就把他过继为嗣子,自八岁起,跟着他到过济南、扬州、南京等处。袁世凯从小娇生惯养,加以嗣父母又溺爱非常,因此他不肯发愤读书。一八七三年,袁保庆病死在江南盐巡道任所。次年袁世凯又到北京去,在任刑部侍郎的堂叔父袁保恒家读书。一八七六年,袁回家乡参加乡试,落第后又回北京,一面读书,一面帮助袁保恒办理公事。是年冬天,袁保恒奉派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一八七八年,袁保恒死于时疫,袁世凯回到故乡,以项城地瘠民贫,就在较繁华的陈州定居下来。袁在陈州整日价酗酒、骑马,集合一班酒肉朋友,由他出资组织了两个文社,以附庸风雅。

一天,袁世凯在别墅仰山堂读书时,有一位在淮宁县署授馆的穷秀才徐世昌,到别墅游玩,与袁一见如故,不久即结拜为兄弟。徐世昌,号菊人,直隶东海(天津)县人。他很想进京赶考,袁赠以川资使之得以成行。

一八七九年,袁又参加了一次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他想效法先人以从军求功名,于是放火把所作全部诗文烧个精光,决定“投笔从戎”。

一八八一年五月,袁世凯带领了一批闯江湖的小伙子到山东登州,投奔父执吴长庆。吴长庆与袁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吴的父亲吴廷香(字奉璋)是安徽庐江县的著名绅士,有“国士”之称。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初攻庐江时,吴廷香组织团练负隅顽抗。一八五四年太平军再攻庐江时,吴廷香派其子吴长庆到袁甲三处求援,袁甲三征求子侄们的意见。袁保恒反对赴援庐江,袁保庆则主张急速派兵救接。由于迁延时日,庐江被太平军攻克,吴廷香也被击毙了。袁甲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叫吴长庆留下来随营读书。吴不愿依人篱下,回到家乡袭了云骑尉的世职,收拾其父的旧部,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淮军初建时,吴又率领五百人成立了庆字营,从此跟着李鸿章转战各地,步步高升。到袁世凯投奔他时,已官至提督,会办山东军务,并督办山东海防。

吴长庆自父亲毙命后,就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结拜为兄弟。袁保庆病死南京时,吴还专程前往代为治丧。此时见袁保庆的嗣子袁世凯千里来投,就遣散了袁的同行伙伴,留袁在营中跟着幕僚张謇读书,以报袁保庆当年照顾之情。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县人。一八七六年入吴长庆幕,主管公文,因办事干练,吴倚之如左右手,并命其子吴保初从之受业。

袁世凯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张謇叫他练习作文,他做出来的文章东拉西扯,漫无条理,但他办起事来却又头头是道,加上善于逢迎拍马,居然得到不少人的赞扬。不久吴长庆委他“帮办营务处”。袁世凯投奔庆军时,野心是很大的:既非为了读书,也不是区区营务处帮办所能满足的。他想等待时机一展身手,而这种机会终于到来了。

一八八二年八月,朝鲜发生了“壬午政变”。与朝鲜具有“宗藩关系”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吴命张謇“规划前敌军事”,张以事忙难于兼顾,推荐袁世凯主持“前敌营务处”,吴同意了。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待了十二年。在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政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在这些活动中,袁世凯玩弄权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因而头角崭露,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等称誉,得到了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赏识。尽管他犯有贪污军饷、贩卖鸦片等劣迹,特别是一八八四年在镇压“开化党”的过程中,独断独行,擅自发兵,有人参劾他“擅开边衅”,受过清政府的査办,但因有了李鸿章这座靠山,非但不见罢斥,反而不断超升;十二年内由一个“庆字营”中未入流的官佐,先后升为“补用同知”“尽先即补知府”“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等头衔。同时,他手中的实权也越来越大,由“庆字营营务处帮办”而“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等等。

二、袁世凯出卖吴长庆步步上升

袁世凯到朝鲜后,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反而认为吴是他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障碍。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父袁保龄的关系,袁世凯直接与李鸿章挂上了钩。李袁两家本有渊源,袁甲三早年与李一起在安徽办过团练,袁保恒在李的手下带过兵,袁保龄又是李的直接属员。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希望培养他在朝鲜做个忠实的代理人。

此后袁世凯经常越级言事,乘机向李鸿章表现自己,贬低吴长庆,吴却被蒙在鼓里。

一八八四年,法国侵略军又在越南挑衅,中法战争爆发。为了防止法国侵略者派舰队侵略中国沿海一带,李鸿章调吴长庆率所部庆军三个营回国,驻防金州,以加强东北海防,另三营留在朝鲜,并派吴长庆部将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

庆军是吴长庆所建立的一支军队,其中大多数官佐随吴转战三十年,有些人已取得记名提督或总兵之类的军衔。吴启程回国时,颇有依依惜别之情。但他认为:“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改变常规,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哪知吴长庆刚走,袁即安置私人,排斥异己,搞得该军面目全非。他还向人表示:“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就是把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我还愧对先人呢”。

吴长庆因兵权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加以旧属纷纷来信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的许多情况,更如火上加油,不久就在金州病死了。

三、袁世凯诳报战功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一八八四年岁尾八五年年头之际,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摆下了鸿门宴,拟将妃党一网打尽。禁卫军大将闵泳翊(闵妃之侄)带伤冲出,逃往税务司穆麟德的家中。袁世凯闻讯来援,见一健者持枪把门,威风凛凛,阻其入内。后来查明此人系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唐绍仪(十五岁留学美国),回国后派来朝鲜充当穆麟德的属员。袁盛赞此人忠于职守,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变发生后,日本少数驻朝军队乘机侵占王宫,国王李熙出走。清朝军队迅速打退了这支日军,护送李熙回宫。事后袁世凯诳报军情夸大自己的战功,从此他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了。

袁本来是个官气十足的人物,自代朝鲜政府“平乱”以来,他就更加讲排场:“乘舆张盖,呵殿出入,制五色马旗,建兵船,竖黄龙大旗”。在他的札封上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衔,似乎是以清朝的北洋大臣兼办朝鲜防务。在会见朝鲜国王或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他妄自尊大,根本不把顶头上司吴兆有放在眼里。

袁的狂妄自大也表现在对张謇的态度上。随着自己地位的升高,他对张謇的称谓就由“老师”改称“季直先生”,随后又改称“季翁”“季兄”,由师生关系降为平辈之交。张謇写信质问他说:“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他越想越气,后来干脆列举大量事实,责其忘恩负义,狂妄自大,虚伪奸诈,无耻不文。袁也恼羞成怒,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又经常卖弄权术,投机取巧。他与朝鲜保守派首领尹泰绶等结拜为把兄弟以广声援。利用朝鲜王妃(闵妃)与大院君(国王李熙的生身父)互相争权,暗中加以操纵。由于国王在公文中左一个“袁会办”,右一个“袁会办”,他持以向李鸿章汇报,以卖弄其在朝鲜颇有威信。另一方面,他又在对朝鲜政府的回文中横一个“禀北洋”,竖一个“禀北洋”,借李鸿章的虚声,以见重于朝鲜。一八八五年,袁世凯以回国述职为由,先后到天津、北京拉拢当朝权贵。从此辇毂之下,无人不知李中堂手下有这么一位“后起之秀”了。

四、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

可是,当袁世凯昂首天外之际,正是日本侵略者埋头苦干之时:它勤修战备,广结外援,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八八五年,中日两军又在汉城互相戒备,战机一触即发。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与日本政府特使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议,讨论两国军队同时在朝鲜撤退的问题。会议决定,两国撤兵后,朝鲜局势如再有波动,两国出兵来朝,事前必须互告。

天津会议后,清政府撤销了“办理朝鲜军务处”,并将留驻朝鲜的庆军三营扫数撤退回国。李鸿章保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改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就新职后,调唐绍仪为自己的西文文案,并派他兼任龙山商务委员。

但是,朝鲜问题并未从此解决。就在这一年,英国侵略者借口防俄侵占了朝鲜的巨文岛,朝鲜政府在帝俄的压力下,同意了帝俄舰队代办朝鲜沿海防务,日本侵略者又在虎视眈眈,准备趁火打劫,朝鲜问题又恶化了。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学党”又在全罗道起义,朝鲜政府又一次向清政府乞援。这一事件使清政府势处两难:如果出兵援朝,日本不会置之不理,岂不又将造成中日两军在汉城对峙的严重局势;如果拒绝援朝,岂不大失“天朝大国”的体面?当时袁世凯一再怂恿李鸿章迅速出兵,日本也透出口风,表示中国尽可放心出兵,日本决无他意。于是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为主帅,率领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人开往汉城,同时将中国出兵朝鲜一事通告日本。

哪里晓得,当清军开抵汉城之日,日本立即出兵源源开入朝鲜。随后日军开抵汉城者陆续增至一万二千余人,另有大批海军舰队整装待发。李鸿章闻讯,才知道中了日本人的“诱敌深入”之计,但已势成骑虎,眼巴巴指望帝俄出面来调停,此外别无长策。

这时候,袁世凯看见势头不对,一面将商务委员的职权交给唐绍仪代办,一面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他在中日战事发动的前夕,回到天津跟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北京打听政治行情。他明知中日战争必不可免,中国必将失败,李老中堂年过七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此时西太后调西安将军荣禄来京参预“督办军务处”——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一个中央军事机构,完全由皇族掌握,表面由恭亲王、庆亲王为督会办大臣,而实权则操于荣禄之手。袁世凯立即使出全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而荣禄也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军事人才,因此一拍即合。

袁到北京后,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事和外交的情况及与李鸿章的往返电报,恭楷缮成若干小册子,分送朝中亲贵。他在小册子上影射李鸿章因循失策,好大喜功,对日外交软弱无力,并乘机开脱自己的责任。他拚命巴结“督办军务处”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经常写信给李鸿藻报告军情,议论战局。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情”,“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袁又向荣禄递了门生帖子,将别人编译的兵书,用自己名字刊行,恭请荣禄指教。袁还向帝师翁同龢、督办关外军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奉承拍马,出谋献策,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劫走国王李熙,并扶植大院君李是应组织傀儡政权。同时不宣而战进攻已退往牙山的清军,于是甲午战争开始了。

中日开战不久,李鸿章训练多年的淮军及新建北洋海军,先后被日军击溃,日军又在东北及山东沿海地区登陆,连陷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岛、营口。清政府被迫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日政府拒不接待,指名要李鸿章亲自出马才肯接受谈判。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上,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加辟了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同意了日本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通航,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等等。《马关条约》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签订的又一个亡国条约。

《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卖国贼,言官上奏弹劾,清流写文抨击。袁世凯是个善于趋吉避凶的老手,少不得也打了几下冷拳,为自己增添身价。他在北京会见了十年不通音讯的张謇。张謇自吴长庆逝世后,抛弃了从军生活,重入科举之场,一八九四年四月中了状元,成了名满全国的才子。袁世凯生就了一双势利眼,就主动去拜访他,借以释嫌修好,而张謇正在聚精会神写弹劾李鸿章的文章,也需要有人提供材料,于是他们两人又言归于好了。

作者:陶菊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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