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笛福(英国作家笛福的第一部小说是)

英国作家笛福(英国作家笛福的第一部小说是)

《鲁滨逊漂流记》是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说主人公鲁滨逊出海经商,中途遇险,流落于无名荒岛。他孤身奋斗,创造了生存条件,与他救起的仆人星期五为生存而努力拼搏。马克思的《资本论》曾经提到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使笛福和他的鲁滨逊在中国大名鼎鼎,家喻户晓。其实,笛福在1719年发表初集不久,还写了一本不那么知名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在这本续集中,鲁滨逊在东方旅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中国,他关于中国究竟说了些什么?有什么“观感”?反映了什么现实?都是国人较少知道的。

再来看笛福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其中流露出的对中国的尖刻态度就更加明显了。书中讲到鲁滨逊在东方历险的最后一站中国的故事。鲁滨逊和他的伙伴们在中国海岸遇到一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在这位老领航员的帮助下,得以停泊在南京湾(事实上南京不靠海,这里可能是指杭州湾或长江入海口一带)西南一处锚地。停在那里后每天两次上岸取水,发现这个地方的居民都很文明,还带来大量供给品卖给他们。他们在此港口停留四个月,期间在这个国家旅行了两三次,首先是10天的南京行。鲁滨逊认为南京值得一看,它有整齐的建筑,笔直的街道,街与街以直线相交,人称有百万居民。但是若把南京以及它所反映出的中国同英国相比,则毫无可称道之处:“当我把这些国家的可怜的人民同我们国家的相比时,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他们的政府、宗教,他们的财产和有些人所说的荣耀,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不认为在这里值得提起。我对这些人的排场、富裕、浮华、典礼、政府、手工业、商业以及行为感到惊讶;并非真有任何值得惊讶之事,而是因为对那些盛行粗鲁和无知的国家的野蛮有了一个真实观念之后,我们并不指望远离粗鲁和无知。否则,他们的建筑拿什么同欧洲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拿什么同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普遍贸易?他们的城市在财富、坚固、外观的艳丽、富足的设施和无穷的样式上有什么可与我们的城市相比?他们那停泊了几艘帆船和小艇的港口如何同我们的航运、我们的商船、我们巨大而有力的海军相比?

“我们的伦敦的贸易量就超过他们全国一半的贸易量。一艘配备80架枪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能摧毁所有中国船只。但他们财富之巨、贸易之盛,他们政府的力量之强和他们的军队之众可能会略略使我们吃惊,因为,如我所说,考虑到他们是个异教徒的野蛮邦国,只比野人略强些,我们没指望在他们中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尽管他们有200万人的军队,这个帝国的全部武装却什么也做不了而只能毁灭这个国家并使自己挨饿;他们的100万步兵在我们严阵以待的一个步兵团面前就会溃败,飞快地逃跑以免投降,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并非以一挡二十,如果我说3万德国或英国步兵和1万骑兵在很好地组织下可以打败整个中国的武装力量,这并非言过其实。中国没有一个设防的城镇能够抵挡欧洲军队一个月的炮轰和攻打。他们有火器,这是事实,但他们对怎么使用感到难操作和不确定;而且他们的火药威力太小。他们的军队纪律涣散,并且缺乏进攻的技巧,或撤退的勇气;因此,我必须承认,当我回到家乡,听到我们的人民在谈论中国人的力量、光荣、辉煌和贸易这类美好事情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显然是不值一提的一群人或无知群氓、卑贱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统治这种人的政府;而且它距俄罗斯的距离并非远得不可思议,而俄罗斯是个与中国一样举止粗鲁、孱弱无力以及被糟糕地统治的国家,俄国沙皇能够轻易在一场战役中就把他们全部逐出自己的国家并征服他们;可惜沙皇正与好战的瑞典人打仗,战争艺术也有欠缺,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中国皇帝,而不是挨瑞典国王的打。

“由于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步兵团,同样还有航海术、商业和农业与欧洲同类事物相比都很不完善;他们的知识、学问、科学技巧也拙劣非常或缺陷百出,尽管他们有地球仪或天体仪,和一点浅显的数学,并自以为比世界其他人知道得都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普通人极端地和荒谬地无知,以至发生日食时,他们以为是一条巨龙袭击了它,并在随巨龙逃跑;于是他们敲打全国所有的鼓和壶把妖怪吓跑,就像我们使一群蜜蜂入巢时的做法一样!”

笛福在这几段话中借鲁滨逊之口已经把中国的繁荣、富足、强大、文明的形象统统粉碎。这还不够,他还贬低中国人的品行。鲁滨逊停泊南京湾期间遇到一位想进京传教的西蒙(Simon)神父,在神父的鼓动下,再加上对北京也慕名已久,于是决定随神父进京。他们跟在一位总督的随从队伍中,每天有充足供给,但要按市面价格付账。还有另外30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随队旅行以受庇护。这位总督无疑因此大赚一笔,因为国家无偿供给他旅行用品,他则有偿提供给旅行者。中国人除了像这位总督这般的贪婪,也很傲慢,富人喜欢摆架子,并且以蓄养众多奴仆来卖弄;普通人也很傲慢,其他很多地方只有乞丐和苦力才像中国平民这样兼具骄傲和无礼,而这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贫穷之人的悲惨。鲁滨逊说,尽管中国的公路修筑得很好也保养得很好并且对旅行者来说十分便捷,但他觉得在大鞑靼的沙漠和无际荒野中旅行会更愉快,因为一路看到这样傲慢、专横、无礼而内里又最最愚蠢和无知的中国人使他非常窘迫。中国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富裕,去北京途中尽管经过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其耕作很差,中国的农业和经济生活方式与英国人相比都很悲惨,中国人的所谓勤劳并不能令他们的情况改观。他对北京没有什么叙述,很快讲到准备跟随俄国商队取道陆路回欧洲。在叙述从北京出发后的路程时,对沿路所见一幢用瓷砖镶饰的房屋有详细的和较为肯定的描述。即使如此,他也坚持认为他听到的中国人对于这幢瓷屋的描述比实际情况仍夸大太多,暗示出中国人喜爱撒谎吹牛,包括对长城长度的描述,中国人说近 1000英里长,但鲁滨逊说中国的直线距离只有500英里。

鲁滨逊称赞长城是件宏伟的作品,利用山上无法通行的坚岩峭壁阻止敌人进入或攀爬,但他觉得长城不过是道大而无用的墙,哪怕它有4英寻高,以及在有些地方有4英寻厚,也抵挡不住英国的军队和带着矿工的工程师。鲁滨逊说他所看到的鞑靼部队的力量也是不屑一顾,但中华帝国竟能被这样的家伙征服。言下之意中国的军队糟糕到不能想像的地步。

笛福对中国似乎言之不尽,继《二次漂流记》之后又写了《鲁滨逊的真诚感想》,不仅重复了《二次漂流记》中对中国军力、工艺技术、国力等的评价,还增加了对孔子学说和中国宗教的意见。笛福说,孔子学说中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个怪物的偶像前面弯腰致敬,而那个偶像一点不可爱,一点不和善,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笛福的结论是: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这一结论在前面引述的《二次漂流记》中已经表达出来了。鉴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难怪许多热心的传教士花了莫大气力,却只能使那里的异教徒知道救世主的名字和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些祷词。

笛福没有到过东方,他的游记也是根据各种文本资料汇编成,其关于中国的知识也直接得自于耶稣会士的报告。比如,鲁宾逊漂流记中的中国知识,就是阅读法国传教士李明的著作而获得的。但是,笛福并没有正面接受李明对于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描述,也没有受李明书中像其他耶稣会士那样渲染的中国形象的影响。笛福完全是在针对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形象进行反驳,他既是在贬低中国,更是在攻击耶稣会士。笛福显然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和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不满,笛福为何对耶稣会士持批判态度,也许与他出身于新教家庭(且属于不能担任公职的非英国国教的教派)有关,不过能够看出,他评价中国时着重于依据英国现状比较军事力量、国家实力、经济状况,而不像同时期欧洲大陆的作家们那样普遍热衷于道德水准、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事项,这也就反映出18世纪初英国和大陆国家间的国情差异。英国只经历过短暂的专制集权时代就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无论军事力量、综合国力还是贸易能力都在节节上升,这就使得生活在不同于法国的制度之下的英国人对文明与先进的看法与法国人和仍仰望法国的其他大陆人大不相同。

笛福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鲁滨逊——不管其原型是谁——则是一个到海外去闯荡世界、开辟世界并且想占有世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英雄”。毫无疑问的是,他或“他”对中国文明的评论,渗透着当时正代表着西方文明进步方向的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也折射了东西方时代的巨大落差。了解了笛福或鲁滨逊的“中国观”,再看数十年后即18世纪末叶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我们所熟知的对中国的各种轻视言辞,实在是不足为奇。尽管习惯上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代表了欧洲重新认识中国的开始,但事实上挣脱耶稣会士的指引而对中国文明的价值采取否定态度,这种趋势在18世纪前期的英国已经在酝酿。他们愈益相信理性之光存在于欧洲在近代科学发展导引下的进步机能中,而不在于对遥远异邦的神话般的描绘中。

诚然,鲁滨逊的游船还不是马戛尔尼傲慢的船队,更不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凶猛的炮舰,但是,鲁滨逊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分明流露出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对于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天朝上国的睥睨和轻视。这是我们今日在歌颂18世纪康乾盛世的时候需要加以警醒的!

本文转自:译介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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