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原文)

人口集中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工业区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遗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止伤风,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度地助长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江湖医生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指出[注:“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恩格斯原注],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注:“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恩格斯原注]。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注: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产业工人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有预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译者注]——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注:陀斐特(Tophet)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注: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恩格斯原注]。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eo 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注: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By the Rev.Rd.Parkinson,Canon of Man-chester.3rd.edit.London and Manchester,184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除酗酒外,许多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注: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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